我国人口平均寿命在30岁左右。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人口的平均期望寿命不到40岁。这就是说,在那个时代,当把最小的孩子抚育大,父母的生命也就快走到了尽头。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种短促而繁忙的人生。传统文化对这一段生命各周期的责任、意义有系统的解释,从少壮努力到成年的男婚女嫁、孝敬父母、抚养子女,都有丰富的教诲用以指导人生。今天的情况变了。现在我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超过69岁,城市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77岁。这是社会进步、文明发展的结果。不过,寿命的延长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这多出来的一段生命,其意义是什么呢?对此,传统文化没有提供解释,也不可能提供解释。
我们的传统文化没有提供解释,但今天我国老年人的问题却一点也不少。人们进入老年,就要面对一系列的老年问题,如退出主流社会生活、进入“后工作时期”的社会角色转换和生命周期变化使他们程度不同地处于文化眩晕之中;经济收入的减少、健康水平的下降则增加了他们内心的紧张;加之不可避免的丧偶的打击以及人生苦短和故人凋零的感慨、处境的边缘化和消极情绪体验的增多等都是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值得强调的是,今天中国的老年人不光要面对一般的老年问题,还要面对当前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带来的新问题,如相对贫困问题、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问题、养老问题、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下降问题等等。当前,我国老年人面临问题的复杂和文化解释的匮乏这种尖锐的不对称性,为怪力乱神、妖言妄说的得逞大开了方便之门。法轮功之所以能迷惑许多老年人,其深层的文化原因即在于此。因此,我们需要对老年人生进行新的文化构筑,特别是进行意义的注入和价值的导引。
健康是老年幸福之本,是摆脱病痛、医疗负担、护理负担的重要途径。但健康绝非老年人生命价值的全部,因此,我们在构筑老年人的生命价值体系时,要把健康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但却不是唯一的位置。在健康之外,老年人同样需要考虑人生的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问题。社会价值指个人满足他人和社会的需要,自我价值指满足个人的需要。
老年人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难点在客观的可能性而不在主观积极性上。老年人几乎都有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继续为社会做贡献以实现他们社会价值的愿望,事实上许多老年人正在这么做。这里的问题出在实践层面。我们知道,当今老年人是一个相当大的群体,不光包括55—60岁以上的人口,而且包括40—50岁以上提前退休的人口。一方面,这么多的人口希望工作,而另一方面,就业机会又十分稀缺。所以,如果把老年人为社会做贡献的思路局限在一般意义的就业上,就会走进死胡同。那么,老年人的工作空间在哪里呢?
这个空间在社会工作的领域。老年人可以在这个领域寻找自己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社会工作是一种帮助人们满足那些他们不能仅靠自己去获得满足的需求的各种有组织的方法。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社会工作是以政府为主体的行政型工作系统。进入80年代,社会工作体制开始转型,其方向是社会工作由政府和社会共同承担。需求推动社会工作的迅速发展,制度创新的背景又为它的发展提供了历史的可能性。这里有想象力和创造性驰骋的大空间,也有老年人工作的大舞台。更重要的是,它为老年人社会价值的实现提供了可能。
超越精神是锻造灵魂的铁锤。人若不想把自己降低到动物的水平,就需要超越精神。可以说,凡是有人性美的地方,都有超越精神做它的底色。老年人面临种种不可避免的困难和打击,尤其需要超越精神。往小说,这是老年人心理卫生的需要;往大说,这是一个民族文化健康的标志。进一步看,如何对待自身的动物性需要,始终是人类需要解决的问题。人类文化是在制约和规范人动物性需要的过程中得到发育的,当人可以超越动物性需要时,“善”就呱呱落地了。可以说,超越是人类文化和文明的催生剂,也是人格完善之母。因此,老年人要拓宽对自己生命价值的理解,不能停留在朴素的水平,更不能局限于健康这一个内容上。在健康之外,还有许多有价值的目标值得去追求。我们可以将它们纳入老年文化建构的视野,即将对认知价值、道德价值、审美价值的追求注入到老年人的自我价值之中。